說故事的人：Michael Finkel（下）
- 或向右 或向左
- 2024年5月2日
- 讀畢需時 6 分鐘
已更新：2024年5月31日
一、Michael服兵役的經歷﹐以及當時的和平協議
說到同舟共濟，在以色列最實際的例子就是「全民皆兵」，Michael提到自己是在19到22歲時服役。 原則上，猶太裔以色列人在高中畢業後，每個人會進到軍隊，男性服役近3年，女性服役2年。以色列女大兵的形象，充分向世界展現了捍衛家園的決心。
Michael曾駐守位於約旦河西岸地區，現今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管轄的城市—希伯崙（חברון，英文作Hebron）。他描述到當時的心情與時事背景。
「我在希伯崙服役的時候，當時以色列正準備和巴勒斯坦簽和平條約，有巴勒斯坦警方來接管，我們正準備移交自治權。」
他提到的條約源自1993年9月以色列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協議（也稱作奧斯陸第一協議，Oslo I accord），該協議由挪威牽線促成，在美國白宮完成最終簽署。其內容載明，在巴勒斯坦成立臨時自治政府的五年過渡期間，將自行建立民警部隊，以確保西岸與加薩地區的對內公共秩序，對外的軍事防衛則繼續由以色列負責。以色列軍隊需要重新部署，遷離阿拉伯人口稠密的區域，同時得保護駐守範圍內的猶太屯墾區。希伯崙這個著名的宗教城市，是在1997年進行簽約移交，算一算，正是Michael服役的最後一年。
該協議的整體目標，是讓巴勒斯坦人在五年內建立一個臨時自治當局，於西岸和加薩地帶實施有限度的自治。巴勒斯坦將成立自治委員會來取代以色列行政體系，並且辦理選舉。委員會接手的內政項目，包含醫療、教育、文化、社會福利、觀光和直接稅收。第一階段，雙方敲定將加薩和西岸的耶利哥城作為首批的移交區域，此次的移交原則，適用於後續移交的其餘西岸地區。以色列承諾，從佔領的土地上逐步撤軍與轉移權力。反過來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必須承認以色列、刪除該組織公約中反對以色列的條款，並承諾不再使用暴力手段。
此次的和平進程和蘇聯解體、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變遷息息相關。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張，連帶地，中東各國原本各自靠邊站的情勢也重新布局。 蘇聯在90年代初期的波灣戰爭中，不復以往的強勢作風，開始疏遠以往友好的激進派阿拉伯政權，美國願意扮演和平製造者的角色，自此穩坐老大哥的地位，在戰爭結束後，向以色列與阿拉伯兩邊施壓，要求召開中東和平會議。
「我當時很天真，很年輕，只想著將來要去哪裡讀書、會和誰戀愛等等的簡單事情。」是的，每位以色列大兵，在退伍後都能領到一筆來自政府的費用，讓他們在往後的生涯實現自我，不管是進大學讀書，或者用一年的時間到世界各地走走的「空檔年」（gap year），都是許多青年的選擇。所以，在以色列，常見的大學新鮮人年齡，落在21、22歲以後，相較於世界各地常見的18歲，他們的大一學生顯得比較成熟、有見識。
當我問到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天真大男孩，如何能夠身負重任、保衛國家，他瞬間又變得嚴肅起來。
「在那裡，你會看到很艱難的事情。朋友被攻擊、殘破不全的屍體。你要學著去殺人並且參與其中。你必須為人的性命負起責任，要和同伴互相合作、彼此信任，切斷情感。一般人的生活不會是這樣。……當你手上握著槍的那一刻，你會知道這不是個遊戲，沒有犯錯的空間。當一個士兵，不允許脆弱。」
二、贖罪日戰爭，以及以色列人的危機感
受訪的時候，Michael曾提過，自己是出生於贖罪日戰爭之後，這場戰爭給以色列帶來的打擊巨大且深遠。除了人員死傷，戰爭耗費該國年度預算的1/3。在軍事和經濟上，以色列對美國的依賴加重。外交方面，阿拉伯國家為了報復進行石油禁運，導致國際經濟受挫，以色列受到各方壓力，外交上顯得相當孤立。對內方面，戰爭初期時，以色列軍隊遭受嚴重損失，執政黨首相梅爾夫人，因判斷失準受到民眾質疑，即便在戰爭和平落幕之後，仍然下台並接受調查，斷送政治生命。她所隸屬的工黨，在下一次的大選中失勢，間接地促成第一次的政黨輪替，轉由右派執政。這場發生在1973年的戰爭，讓以色列差一點戰敗被滅國，相較於6年前大獲全勝的六日戰爭，可以說是非常沉痛的一擊，他們知道自己稍有不慎，就很可能面臨亡國命運。
「沒有軍隊我們無法生存...周圍的國家對我們敵意很深...這是一種自我防衛，是很實際的。我現在能夠坐在家裡和你對話，此刻平和的生活，都是因為有朋友、家人在邊界駐守，他們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重返軍隊。」
「我們知道如何在戰時維持生活，我們習慣了。但是做為一個國家、一個整體，需要在道德上付出代價，我們避免不了傷害平民，特別是當敵人躲在他們身後，例如，醫院、學校，村落，又從那裏趁隙發動攻擊，情況就很複雜，我們沒有人想傷害阿拉伯平民。」
這是我從一位以色列人的口中所聽到的，一種同樣身為人類的同情與同理。他也向我表達，對於以宗教之名發動戰爭的看法。
三、Michael對於阿以衝突的解讀
「我不信教，我有自己的信念，但沒有宗教信仰。我對於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，因為宗教的緣故，成為極端的激進分子而感到疲憊。宗教太抽象了，我們應該和平、共榮發展，這才務實。」
「若教育人民寬容，他們就會寬容；若教育人民將他人視為敵人，無論是在政治上或國家民族的敵人，會讓同樣的衝突變得更為暴力。我們可以是一個有衝突的國家，但是不需要存在暴力。」
「宗教永遠是個藉口，許多人用宗教來煽動人民，然而宗教從來不是個問題。猶太人和穆斯林，數百年來都是和平共處，伊斯蘭和猶太教之間沒有發生過真正的戰爭。」
在中東世界，特別是阿以衝突裡，需要將「宗教｣和｢世俗」兩個因素分開討論。宗教因素指的是伊斯蘭和猶太教的教義和行為，世俗則泛指國家社會的制度，文化和組織。一般社會大眾認知的激進份子，作出許多非理性的過當行為，甚至是恐怖攻擊，在他們心中卻認為自己是宗教忠誠的實踐者，從這裡就不難看出，對於「宗教」和「世俗」認知上的差異。在歷史中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發生過無數次的流血衝突，加上近期爆發的以色列—哈瑪斯戰爭，我想Michael指的是在世俗層面上，國對國或者社會對社會的戰爭，而非宗教戰爭。
在訪談的最後，他說出自己最真實的想法。
四、Michael對於巴以兩方政權的看法
「不只巴以之間，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領導人，都利用民粹主義來煽動人民，告訴他們敵人會造成威脅，自己會把他們從這個情形中解救出來...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之下，就不容易形成彼此寬容的環境...我可以告訴你，此刻的戰爭就是這種文化的結果。」
「...猶太人有居住在這地的權利，巴勒斯坦的領袖必須（向自己的人民）陳述這件事，我們才能協商如何劃分邊界、如何共處，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。從以色列這面來說...先前的和現任的首相犯了許多錯誤，他們試著分割加薩和西岸成了不同的政權，並且將加薩給了哈瑪斯，而哈瑪斯將情況推到了極端。...害怕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民眾，會支持現任首相（納坦雅胡）...他很知道如何激起對立並從中獲得支持，反讓人民付上代價...」
五、結語
從這次的訪談中，我從未看到Michael露出憤恨的情緒，或者激昂的言詞，更多的像是和朋友訴情衷，可以聽出些許的無奈和自我期許，就像早先在一些台灣人口中聽到的話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」。
若有這樣長久的家族歷史，想當然爾，宣稱自己在當地有居住權利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難怪他在最初的問卷回覆中，就強調了自己母親的家族在這裡有一千年的歷史，我想是出於一種被誤解的鬱悶。因為二次大戰期間，在歐洲的猶太大屠殺震驚了全世界，加上猶太人在那之後的建國歷史過於絢爛，蓋過了許多歷史片段和細節，世人對於這個故事的思維趨於單一。
幸好幸好，透過個人的生命歷程，我們還能填補缺漏。在Michael的故事裡，我們可以清楚幾件事：一、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在二次大戰之後，因為大屠殺的緣故移民到以色列，有一部分人是世居在此，或者是早一點來到這裡的。二、在以色列建國前後，並非所有來到這地的猶太人，都是以難民的身分來的，相反地，有一部分是具有相當的社會與經濟地位。三、以色列人民當中，有一部分並不認同政府的決策，特別是激化的阿以關係。他們當中也有人願意走向和平進程，只是對於對方的態度和作為，仍無法認同。他們身處在矛盾之中，同時又必須背負所面臨的危險和代價。
看完了Michael的故事，下一個故事會在哪裡呢？ 不知道，等等看，誰會是下一位上線的人。
資料來源：
Bickerton, I.J.,&Klausner, C. L.(2016). A History of the Arab-Israeli Conflict (7th edition),Chapter7&10. Routledge.
奧斯陸協議https://reurl.cc/RWKg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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